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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四方面军而言，90年前的本月，也就是1932年10月，是个令人伤心流泪的日子。因反敌人第四次“围剿”失败，他们被迫离开大别山，走上跳出外线作战的心酸道路。

当时大家有个良好愿望，想通过跳出外线作战的方式，把强大的敌人拖出大别山，再伺机打回大别山重造山河。可没想到的是居然被敌人一路尾追，一路激战，最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别山，反而远征到了2000公里之外的大巴山。

回望红四方面军西征之路，充满艰辛和坎坷，期间差点在湖北襄阳、枣阳、宜城一带被敌歼灭，最终靠自己顽强的意志才侥幸打开一条生路，最终突出敌人重围。

红四方面军西征之事，距今刚好过去90周年。回首这段令人心惊动魂的往事，很有意义，有助于我们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确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为此，我们对90年前10月份的事情，进行了一些梳理，希望能够对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有所帮助。

10月1日至7日

10月1日，在皖西地区实现大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从位于今金寨县燕子河镇一带出发南下，经过鄂皖交界处的重要险关“西界岭”，继续南下进入今湖北省英山县境内，再折转向西进入湖北省罗田县境内，开始兵分两路继续向西进发。

通过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通过连日行军，抵达到今湖北武汉市新州区（原黄冈县新州）会合。然后，从这里转而向北，准备全部返回到原有的根据地核心区域，试图恢复那些已经失陷于敌手的根据地。整个过程大约用了7天时间。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战斗，有的只是急行军。不是不想战斗，不是不想打击敌人，是因为没有捕捉到有利的战机。

在开启这段为期约7天的行程之前，张国焘领导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已经于9月27日至30日，用了整整3天时间，召开了著名的“燕子河会议”。经过与会人人员的反复争论，才最终作出上述行动部署。

为什么突然要召开“燕子河会议”，大敌当前之际为什么这个会一开就是三天？

因为红四方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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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南下英山之前，经过2个月左右的浴血奋战，红四方面军反敌人第四次“围剿”，其实已经面临失败。无论是从保卫红色根据地的角度，还是保存红军自身实力，处境都已经非常危险。

早在当年7月蒋介石开始对大别山地区的红军突然发起第四次“围剿”前，由于张国焘反对徐向前关于红军应该休整备战的建议，在6月间在今大悟县境内召开的“夏店会议”上，要求红军“进攻、进攻、再进攻”，进而作出发起“麻城战役”的决定，导致红军失去了休整备战、调动敌人的最佳窗口期。

后来，红军虽然从麻城一带紧急撤围，火速返回根据抗击敌人。但一朝被动便处处被动，经过冯寿二、七里坪、扶风寨三场惨烈大战，红军虽然在战术上取胜，但战略上却始终难以消灭敌人一路，而敌潮水般涌来，只好被迫放弃鄂豫边地区，向豫东南、皖西转移。

但豫东南、皖西地区的情况也不乐观，转移至此的红4军虽然与红25军实现了大会师，但强敌又从四面八方涌来，大片根据地先后失守，曾经的中心城镇不断陷落，特别是东、西香火岭一战，红军不仅没有取得想要的胜利，反而再次受损。

在这千均一发之际，张国焘不得不召开“燕子河会议”。这次会议的旧址，原属霍山县西镇管辖，现隶金寨县燕子河镇麒麟河村。村里有个自然湾名叫凉亭岗，那里的刘老庄就是燕子河会议旧址。由于这次会议事关根据地存亡和主力红军未来的生存命运，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非常多，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分歧，需要有个争论、辨明、统一思想的过程，所以前后开了三天时间。最终在三个不同的方案中，找到了暂时的结合点。

因为徐向前、陈昌浩主张红军应立即南取英山，东出潜山、太湖一带，以跳出外线；而沈泽民、王平章反对红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与根据地共存亡；蔡申熙在支持跳出外线作战的前提下，认为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因为那里的活动空间更广阔，战略空间更大。最后由张国焘拍板，作出绕道返回鄂豫边，伺机收复根据地的决定。这个决定既考虑了沈泽民、王平章作为地方干部对根据地的深厚感情，也为今后向西跳出外线打下了伏笔。

10月8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今大悟县河口镇、红安县上新集、黄陂县姚集镇三县结合部一带。与先期而至的敌胡宗南部2个先头团展开激战。红军虽然击溃了敌人的这两个先遣团，但胡宗南下令撤退至河口镇固守待援，而敌人援军又不断朝这里涌来，红军主力担心被敌包饺子，便向北转移到黄柴畈一带。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10月9日

惨烈的战斗继续进行，红军在今黄陂、黄安、大悟、罗山交界一带的狭小空间，与敌全面交火。令人痛心的是红军两员大将在当天的战斗中先后牺牲。红25军军长蔡申熙亲临一线，在黄柴畈东侧仙人洞一带，指挥所部与敌夏斗寅第13师对阵，被子弹击中腹部，血流如注，当晚牺牲。师长王宏坤率红10师在黄陂县木兰山附近的长岭岗，虽然取得了歼敌30师一个营的胜利，但师政委甘济时在审讯敌军俘虏时，不幸中弹，牺牲在送往总部野战医院的路途中。此外，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当时正担任红安独立师师长，也在战斗中负伤。

蔡申熙

10月10日

红军的反击战仍在进行。雪上加霜的是，一直在后尾追红军的敌陈继承纵队，已经赶到战场，开始从后夹击红军，协同敌夏斗寅第13师，在今大悟县河口镇以东至今红安县华家河一线，从南、东两个方向红军进攻。而敌马鸿奎纵队已由平汉路东侧南下，正向四菇墩方向逼近。此时同时，敌胡宗南第1师与第88师，也从河口出发，开始向北挺进。聚焦在黄柴畈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被压缩在这个弹丸之地，四面临敌。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于当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此会议因在黄柴畈召开，史称黄柴畈会议。尽管会议仍存在分歧，但还是作出了红军主力必须西越平汉铁路，马上跳出外线作战，再伺机打回大别山的决定。

根据会议决定，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0、11、12、73四个师及少共国际团，向西越过平汉路跳出外线；留下红74、75师和根据地内的各独立团，由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全面负责，坚守大别山根据地。

黄柴畈位置示意图

10月11日

由于情况紧急，总部只给了一天准备时间。需要跳出外线作战的部队，在这一天内全部冒雨集结到四姑墩一带，一边准备干粮，一边耐心等待夜色到来。

在这不经意间，原隶湖北黄安县管辖，今隶湖北大悟县的四姑墩，突然就成为红四方面西征集结地和出发点。

当日夜，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一带出发，冒着雨水踩着泥泞，向西而走。

红四方面军后代在四姑墩合影留恋

10月12日

当天拂晓时分，红军抵达平汉铁路东侧。为隐蔽意图、防止被敌侦察实情，仍然采取昼伏夜出方式，白天全部潜伏在深山密林之中，到了晚上才再次开始行动。当天夜间，基本上都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悄然突破敌人防线，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疾行。就这样，红军在不经意之意，就突然跳出了外线。

10月13日

此次西征，因为各种原因行动前并没有召开动员大会，但对出发后的集结地进行了约定。根据事前的约定，兵分两路行动的部队，在相距越过平汉铁路之后，全部到距平汉铁路约50公里的陈家巷会合。

陈家巷，位于今广水市境内。红四方面军的两个纵队在此地会师之前，因昼伏夜出、行动隐蔽，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但担任后卫的红73师218团却并不清松，他们在陈家巷休整的时候，与尾追之敌第10师所部，打了3个小时的狙击战，才成功将其击退，并夺回了被敌抢占的电台，为大部队的行动争取了充足时间和先机。

对于以前几天的军事行动，《红四方军军史》如是记载：“十月十一日黄昏，方面军主力在四姑墩地区集结后，分左右两纵队向西进发。十二日拂晓到达京汉路附近，当夜在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铁路。途中，第七十三师第二一八团四个连与尾追之敌第十师一部激战三小时，将其击退。十三日，左右两纵队与路西约五十里之陈家巷地区会合。”

10月16日

经过14、15日两天行军，方面军总部于10月16日进驻鲍家店。于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西征前，虽然已接连召开“燕子河会议”和“黄柴畈会议”，但出席者皆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属核心成员的机密会议。鲍家店会议则要求师以上干部参加，以讨论红军到底应该向何处发展。在黄柴畈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曾提出越过平汉铁路后，应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师。但到鲍家店之后，张国焘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若与红三军会合，很有可能出现粮食困难，因为当年湖北已经发生了大水灾。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一致决定挺进到襄阳、枣阳、宜城一带，在那里休整待机。因为那里是鄂豫边原红九军活动的地区，应该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

于是，部队经洛阳店、新店等地，向璩家湾一带转移。

10月19日

红军抵达新集一带，突然陷入敌人精心构筑的包围圈，引发惨烈的“新集战斗”。

就在红四方面作出决定，准备到襄枣宜一带休整时，蒋介石已侦得红四方面军主力行踪，立即开始新一轮调兵遣将，对红军进行追堵。

蒋介石作出了这样的部署：由卫立煌部李墨庵10师、蒋伏生83师、罗启疆独立34旅，尾随红军实施追击；由肖之楚44师沿汉宜公路在南压制，实施平行追击；由胡宗南率1师沿随枣走廊在北压制，实施平行追击。除此之外，又电令刘茂恩65师、冯鹏翥67师依托沙河，提前在红军的前方设立阻击阵地。

敌我双方同时看中了襄枣宜地区，红军想在此休整，再伺机打回大别山；而蒋介石则依托兵力优势，在这里歼灭红军。徐向前元帅曾这样回忆：“枣阳新集战斗，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险些全军覆没。”参加过本次战役的王宏坤上将，在回忆录提及此战时，用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描述，可见战斗的惨烈。

10月19日拂晓，红军刚到达枣阳以南40余公里的平林镇新集村，正准备架锅做饭，敌人就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然围了过来。这场战斗虽然惨烈，虽然规模很大，双方都打得惊心动魂，但其实当时是在双方匆忙的情况下突然打响的。红11师的一个伙夫正要去挑水，在路上突然看到了敌人，摔掉水桶就跑回来报信。因为敌人的包围圈已形成，四面八方都是战场。

红11师与尾追而来的敌83师激战数小时，击退了追兵。下午，徐向前命令红12师立即抢占随枣交界地区的制高点乌龙观，但敌10师、独立34旅已抢先占领乌龙观，致使红军右翼关门山、刀峰岭、吴家集等阵地受到威胁。

这场战斗从19日一直打到21日，虽然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红军自己也出现巨大伤亡。就连红军总部附近也一度出现敌人。11师政委李先念得知总部被围，马上率部从背后向敌人杀来，才解此危，但旗下红32团团长林维汉牺牲。

位于新集的四井岗战斗遗址

10月20日

当日清晨，敌第83师和独立34旅，在战场的右侧方向，向红军防守的宋家集、吴家集一线发动猛攻，敌第10师也从左侧利用被其控制的乌龙观有利地形，向关门山、刀峰岭发动攻击。敌人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要左右钳击，将约军围歼于新集以西地区。

红军当然不愿束手就擒，红10、11师始终扼守宋家集、吴家集一线，红12师扼守关门山、刀峰岭，坚决与敌对阵，顽强狙击。战至下午3时许，总指挥徐向前集中红10、11两师主力，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向敌独立34旅反击，不仅给其毁灭性打击，而且还重伤其旅长罗启疆。但是，由于旷继勋带领的红12师，未能完成徐向前交给他们的任务，导致乌龙观未能成功夺取，当战斗到黄昏的时候，敌44师又从双河赶来增援，红军被迫退回原来的阵地。

10月21日

敌人集中44、10两师的兵力，又开始向红军驻守的关门山、刀峰岭的阵地猛攻。红军在这里居高临下，向敌实施反击。经过一日激战，红军坚守阵地不退，期间多次与敌肉搏。从这里的战斗实情看，红军应该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敌第51师开始从后侧袭击，红军调王树声红73师迎战，而敌胡宗南第1师又沿襄花公路向战场这边压来，开始与当面之敌对我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红军总部只得于当晚作出决定，放弃所有阵地，向西北方向突围疾进。

红军后代在新集战斗遗址摄影留恋

10月22日

撤离新集一带的战场，红军经过一夜急行军，在10月22日上午到达枣阳西南20余里的土桥铺。但敌65、67师早已按蒋介石指令，以沙河为依托，在这里设立好了狙击阵地。而敌10、44、83师在后紧追不放，敌1、51师又从两侧夹击。

惨烈的“土桥铺战斗”，又在不经意间突然打响。它不仅与之前的“新集战斗”同样被载入红四方面军军史之中，而且也在许多共和国将领的回忆录中有提及。它虽然与新集战斗都发生在襄、枣、宜地区，两者具有承前启后关系，便从实质而言两者分属不同战场，分属不同战斗。不过也有人总是习惯将两者联在一起，将后都纳入前者之中。

为红军生死大突围打开通道的，是倪志亮、李先念红11师所属红32团，团长吴云山就是牺牲在这里。经过数小时激烈博杀，红32团在王树声红73师与本师31团的配合下，分别击退了两侧的进攻之敌，完全控制住土桥铺一带的沙河地段，为全军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以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打开了通道。到当天夜间12时许，所有红军终于渡过沙河，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至此，敌人企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襄、枣、宜地区的计划完全破产。

但是，红军原定的伺机消灭敌人一部，再打回大别山的计划，也在这里化为泡影。按《李先念传》的说法：在敌人的围堵下，红四方面军“只能继续向西转进，走一步看一步，伺机寻求新的立脚点。”

从10月19日新集战斗打响，到22日土桥铺战斗结束。经过四天激战，红四方面军前后歼敌3千余人，重伤敌旅长1人，还俘虏团长2人，缴获山炮1门和迫击炮4门、机枪30余挺、步枪1000余支、子弹100余箱。但红四方面军自己也有重大损失，不仅伤亡战士千余人，而且牺牲了两位团长：红32团团长林维汉，红33团团长吴云山。红10师师长王宏坤也在战斗中负伤，其职务一度由曹少南代理。另外还伤了团长、团政委4人。战后，为了给主力部队解决兵损，少共国际团被分补各师，其建制取消。

10月23日至31日

费了好大劲，终于突出了敌人精心构筑的包围圈，红四方面军先后经七方岗、双沟等地，依次越过唐河、白河这两条河流，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淅川前进。部队朝着西北方向且战且走，最终于11月初挺进到了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在前面，又有两场生死大考即“唐化塘战斗”和“漫川关战斗”，在等着英勇不屈的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