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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

任剑涛＊

内容提要： 在现代世界史上，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民族国家以旧帝国的解体为兴起条件，但帝国是民族国家的伴随者。这注定了帝国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国际条约体系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民族国家的秩序供给主要是在国内，其内政外交的规定性都具有防御性质。两个相关定位显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关系是以帝国为标的的；国际秩序仰赖的依然是旧帝国的强权秩序或新帝国的强权改良秩序。这正是帝国周期性重建的内在驱动力。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阶段、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

关键词：现代 世界史 帝国 民族国家依赖

国际政治学告诉人们，当代世界体系是民族国家构成的关联体系。1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但这只是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面相。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背后，一直存在着古老的帝国影子。2考察500余年的现代世界史，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帝国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逝，它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3这里的周期性重建，并不是在数学周期上定义的，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政治周期上界定的。也就是说，当民族国家体系显得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如此往复作用，呈现出一种你来我往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便是现代世界史中帝国重建之周期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周期性，当然有数学的时间含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含义。理解民族国家的帝国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呈现出的政治周期性，对准确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及其供给方式至关紧要。

一、帝国解体与民族国家兴起

现代国家建构起自欧洲，这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中世纪的政治体运作，依赖于基督教世界社会与帝国、王权建制之间张弛有度的建制。在教权与王权能够大致合作或分歧尚不致于崩解的情况下，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可以相互支撑，维持高低程度不同的政治秩序的有效供给。但到中世纪晚期，这种磨合机制越来越不灵便。王权与教权的利益机制、权力谋求与运作机制，都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皲裂，以致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体无法再维持下去，中世纪的终结与现代的开启相携出场。而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的双重崩溃，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迈入现代政治门槛的孪生事件。世界社会，即基督教世界社会，依赖于信仰的一致性、教会的组织性、世俗的关联性，维持了长达千年的超级宗教社会建制。但它从来就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建制的支持，因此不得不依赖世俗的国家建制。整个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不得不因此纠缠在一起。但也因为如此，教权与王权之争埋下了分裂世界社会的种子。中世纪的王权结构是复杂的。帝国机制，即居于各个王国之上的中世纪巨型政治体，曾经挟持教权在王国之间征战，以使王国臣服于帝国的统治秩序。但在现代早期，帝国的这种征战越来越乏力，以致于无法有效控制王国并使其服从帝国秩序。这场王权与教权相互为用的中世纪政治大戏，终于到终场的阶段。从教会的一端来看，中世纪晚期教会方面在建立统一教会的成功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不少，大公会议对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世俗君主们努力将地区性教会控制在他们手中。4这就导致了两种宗教异动倾向：一是宗教本身的重大改革已经酝酿长久必将破茧而出，二是教权与王权的争端将以王权的胜利写下新的篇章。

在中世纪后期，王权建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对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后期，君主政府的权力迅速增长，同时，封建观念的衰颓完全改变了君主人民之间的关系。贯穿封建等级统治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君臣关系概念逐渐消失。君主们再也不能只顾本身利益和他手下那些贵族们的愿望，他领导着所有臣民，这些人都生活在他的领土上，他们的共同利益都应考虑。这种国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被史学家们称为‘民族主义’的开端。这些臣民们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相同，应团结在他们的统治者周围，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不愿轻易地把这种忠诚转献给其他统治者。”5相对于中世纪，这是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因为君主与臣民关系的紧密化，必将引发两个历史性的改写：一是改写超民族的帝国建制中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二是改写基督教那种由信众与教会构筑起来的世界社会结构。正是这样的改写，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促成了世俗的帝国机制和宗教构筑的世界社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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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独立国家蓬勃兴起。这一现象，多多少少与挣脱世俗帝国与世界社会的机制有关系，但直接催生现代国家的事件，与宗教战争联系在一起。基督新教的兴起，它与天主教的对立定势，以及这种对峙关系与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发生的交错作用，构成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最终解体的直接原因。对现代国家兴起至关重要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建立强大帝国的强烈政治愿望。它建立在天主教的信仰基础上，因此与天主教教会力量的联姻，构成它统治广袤土地的宗教基础。在17世纪初期，衰颓王朝雄心勃勃的皇帝力求争取旧教诸侯的支持，以便压制已然崛起的新教诸侯争取权力的联手抗争，以求有力地维持其统治秩序。有一点必须强调：哈布斯堡王朝当然不仅试图借助旧教力量，它还想尽一切办法依托于世俗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将旧教诸侯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并压制新教联盟。因此，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与信奉新教的诸侯组成两个联盟，在宗教的名义下争夺地盘和反抗皇权专制。1618年5月，终于引爆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次全面大战——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此消彼长，在战争前半段，两个阵营在政治上各自的所得所失都体现出来。进入战争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败绩显现，王朝的中央集权被彻底打破。战争后期占尽优势的法国和瑞典联军，并不着意摧毁哈布斯堡王朝，而是将精力更多用于掠夺。战争因此造成更多的杀伤与财富的劫掠，成为20世纪两次大战以前最损害欧洲肌体的战争。6长期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结果于1648年10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7于是，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独立与平等相待等原则，开启了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条约强调了现代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处关系的程序性原则，这让它具有指引后起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建构的长远价值。一个在各国比较力量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单一国家支撑的国际体系告终，寻求均势的国家体系宣告诞生。8

三十年战争催生的民族国家体系，本是一个欧洲事件。因此，在17世纪由《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建构起来的仅仅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态。随之带给世界的两个重大难题是：其一，欧洲民族国家的降临，催生了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所谓霍布斯丛林规则支配了国家间的关系。某个超强的民族国家成为给定国际秩序的国度，而要求平等的二等强国总是会挑战前者给定的国际秩序。先行强国与后发强国之间寻求国际霸权的挑战与应战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势之一。一强独大与数国同盟的国际均势状态常为人类所经历。较为长期的稳定化国际秩序的需求，促成了康德式的国家秩序想象，这就是他的永久和平论——各共和国志愿组成联盟，国内外政策透明，逐渐将其扩展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塑就一个世界性的安全体系、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从政治理论上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凸显了霍布斯与康德式两种国际秩序的设计方案。9这是为对治丛林状态的帝国主导与主权国家民主结盟求治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但比较起来，前者太过残酷，后者太过浪漫。国际秩序，似乎还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问前路。这既是欧洲秩序需要面对的前路问题，也是后起的全球范围国际秩序面对的艰涩难题。

其二，随着全球殖民帝国时代的到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国家形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建构形态。但这样的国家形式真正推向全世界，依靠的力量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期的欧洲内在力量，而是欧洲殖民者向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区拓殖的结果。殖民与反殖民成为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的两种动力。这样的世界局势，恰如欧洲现代早期的帝国与王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压迫与抗拒成为相伴而生的政治现象。久而久之，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运动便势不可挡。因此，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让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由此生成了普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式，这使民族国家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国家形式。一方面可以说，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是战争这只残酷之手拿捏的结果：对原生的民族国家建构者欧洲是如此，对遭受全球殖民灾难的非欧洲民族国家也是如此。前者是帝国解体的产物，后者是帝国重生的结果。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具有一种内在嵌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民族国家总是帝国压迫和反帝国运动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就让民族国家间的秩序供给成为一道国际难题。从既定历史视角看，人类无法完全逃脱帝国的纠缠，但旧式的帝国秩序总是遭人厌恶的。因此，一切后起的、旨在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都必须花样翻新，让各个国家不至于形成一种重陷旧帝国加予的苦海之中的印象。帝国自身的演进逻辑也就潜蛰其中。

从现代世界史的视角看，《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让国家形式丰富起来。这样的改变，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是帝国体系的瓦解。哈布斯堡王朝对主权国家的承认，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类从此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并没有让帝国灰飞烟灭，而是让帝国退隐到民族国家的背后伺机作为。二是民族国家走向前台。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秩序供给的主体关系，这就终结了帝国给定或施压而形成的国际秩序。不过，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寻求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由于经验与手段的缺乏，远没有建构起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现实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变幻面目的帝国作为供给者。即使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了，帝国也不会完全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相反，曾经有效且稳定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机制，会不断改变方式，为国际社会供给秩序灵感和秩序安排。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因此凸显出来；民族国家与帝国轮番登场的周期性，也因此潜蛰其中。

二、国际秩序的帝国依赖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结果是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但其时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的自由，是以不结盟反对帝国皇帝为条件的——尽管后者几乎是一个虚设的条款，很难实际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完全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政治意志，而不受帝国的控制。此后，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跨国家、超国家组织；二是一个(或几个)强大到足以供给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跨国家与超国家组织，要么是以传统战争催生的联盟形式出现，要么是以主权国家的盟约形式建构，稳定性、规则性与有效性程度与其所担当的国际责任颇有不符。超级大国，要么以军事征服的传统形式为世界给定一个秩序，要么以花样翻新的强权方式提供给世界以新型的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供给范式，往往比跨国组织发挥的实际作用要明显和稳定。后一种供给国际秩序的形式，也常常仰仗前一种方式提供的国际平台、国际规则和国际行动机制。因此，可以说现代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由一个国家独立担当的国际秩序供给者角色。一个由皇帝独立行使权力的帝国机制，也就是超民族、超国家（王国）的政治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老帝国机制。而一个由某个超级大国担纲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发挥带有某种强制性约束力的现代帝国机制，是一种从形式上具有老帝国样式逐渐走向既不占有别国领土，也不直接支配别国内政外交的新帝国机制。其中间形态，便是由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的种种转变的帝国形态。

从19世纪晚期25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被论者称为“帝国的年代”。这是一个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全球的时代。论者指出，“从1875—1914年这段时期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10这是现代世界史上帝国重建的高峰时期：资本主义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让民族国家与帝国形态天衣无缝对接起来——对内，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在欧洲早就基本定型，即使命名为帝国的欧洲国家，因为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建国机制上，因此首先被认作是民族国家；对外，欧洲国家强行推进国际市场机制，这使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帝国的方式，以便实现有效统治殖民地、占领国际市场的雄心。除“皇帝”这一老帝国的名号之外，这一时期的帝国之所以被认作是新帝国，就是因为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拓展相伴随而兴起的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与其说是领土，不如说是市场；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经济；与其说是占领，不如说是盈利。11愈是接近20世纪的边缘，这样的帝国特征就愈是凸显。“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12的殖民帝国时代宣告成型：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13瓜分的世界，主要是相对于前述国家显得相当落后的非洲、中南美洲和亚洲。但殖民帝国同时又催生了殖民地人民的主权意识、政治抗争和独立运动，因此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浮出台面的历史性变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之降临作为欧洲事件，至此变成了全球事件。

20世纪是生成新帝国机制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结盟方式，对人们理解新老帝国的交替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这些结盟，正是帝国形态的松散再生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与协约国（大英帝国、法国、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英、美、法、苏、中）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除其中的极少数国家，如“一战”时的保加利亚、“二战”时的中国以外，大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之间为争夺世界范围的利益而组成的结盟机制。相比而言，“一战”结盟各方纯粹为利益开战的特性更为凸显。“二战”因为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德国野蛮的屠犹行径，而使同盟国与之的战争有了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从老帝国的兴衰视角看，“一战”是旧帝国终结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是再次摧毁德、意、日重建旧帝国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所有试图重建帝国机制的国度，都必须为帝国穿上具有改头换面意义的新马甲，否则就会陷入旧帝国的征服与掠夺陷阱，并且无法在独立的民族国家那里获得国际呼应。但帝国是不是就此远去？当然没有。帝国只是经历了形式之变，在民族国家普遍降临之际，帝国的实质结构并没有在根本上遭到摧毁；而且从国际社会的范围看，新帝国发挥的国际秩序整合作用，甚至超过老帝国在其统治范围给定国际秩序的能力。

在殖民帝国体系确立起来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以帝国主义定义新帝国的本质特征，是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以降的事情。帝国主义理念，以两个相关的政治倾向建构起来：一是对西方国家掠夺非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二是对非西方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掠夺正当性的伸张。14同时，它以四个相关的概念呈现其内涵：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主要用于动员民族成员的种族、语言、经济和政治上的认同。殖民主义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向无人烟或人烟稀少地方的移民，移民者享有宗主国的地方自治权，实则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扩张。当享有公民权的理念遍布世界的时候，与帝国主义相异的国际主义成分就为人们所知；由此催生了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帝国思维，“世界公民”的政治新身份也因此浮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跟着显现。但竞争性的帝国体系之间，会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殖民主义与世界主义置于帝国主义之下，并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变幻莫测局势的塑造者。“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不仅以助长列强间的仇恨挫败了走向国际主义的运动：它对弱小民族自由和生存的侵犯，也相应地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因为怨恨和自卫热情而鼓荡起来的民族主义相比，充溢着贪婪的敌意和以牺牲他国来扩张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主义自然本性的更大偏离。从这个角度讲，在那些因为太远而不能吞并、内部太团结而不能臣服的弱小民族中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倒成为一种对当地民族主义的刺激因素。”15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似乎相当悖谬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再造新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孪生理念。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与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突兀并立于国际社会。

人们会注意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最突兀的国际现象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借助强力追求其国家利益，因此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这使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出自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建构也空前活跃，这些国际组织试图成为国际秩序的供给者，以取代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秩序。但前者的力量型与后者的道义性相比，似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着天渊之别。国际组织的脆弱性及其对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挑战，令人深思。这构成了国际秩序供给的两张鲜明不同的画面：理想主义的画面与现实主义的画面。

“一战”至今，国际社会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一是国际联盟，二是联合国。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0年，解散于1946年，“二战”前的高峰时期曾拥有58个成员国。国联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国联曾协助调解国际争端和处理国际问题。国联本身没有军队，依赖大国援助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制裁某些国家的时候，这种依赖性就更为明显。由于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其国际制裁常反向影响国联会员：它的全面裁减军备规定未能付诸实现；规定采取制裁侵略者的行动之前须先经理事会全体投票而行动乏力；由于当时实力已经雄踞世界首位的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让其丧失了坚定的支持力量，国联因此无法供给有效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残缺不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无法完成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任务。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束手无策，对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反应乏力，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制裁半心半意，对被侵略国家的支持缺乏诚意。因此国际联盟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实际变成了维护战胜国利益的‘战后新秩序’，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彻底破产，国际联盟也名存实亡。”16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以大型国际组织的建构防止国家间冲突的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的记录。

联合国(United Nations)建立于“二战”结束之际。“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联合国成为当代最大的主权国家之国际组织。必须首先肯定，联合国在全球治理的诸多事务上，发挥了颇为积极的作用：在国际冲突方面，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具有显著的强力管控效果；在帮助弱国、小国治理灾害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全球气候、犯罪、贫困、疾病等问题的治理中，联合国的业绩有目共睹。但联合国的国际政治功能也受到内在限制：其一，联合国是大国联手管控国际社会问题的机构，因此注定了它对大国本身的国际行为缺少制约能力；其二，联合国是缺少国家强力的国际机构，因此只能诉诸成员国之间的同意原则，这就限定了它行使国际权力的力量感；其三，联合国的运作依赖于成员国的会费缴交，会费分摊的原则依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确定联合国的国家实力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就此成为一个道义原则；其四，联合国容纳了不同政体、不同发展状态、不同国籍诉求的国家，因此催生一个试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国家利益的国家纵横捭阖的政治习性，联合国内部的小帮小派就此无法克治。被期许为“国上之国”的联合国被“国中之国”即联合国内部的拉帮结派所掣肘，很难发挥联手万国以治理全球问题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殊难成为民族国家时代行之有效的国际机构。

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一个宣告失败而退出国际舞台，一个有心无力但勉力运作，都以事实证明了有众多民族国家加入其中的国际机构，在治理国际事务与全球事务上的内在局限性——联合国并没有强有力地供给国际秩序，没有显著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基于此，联合国自身的改革变得越来越迫切，但联合国的改革谈何容易。由于联合国成员国各自的诉求相差甚大，大国旨在坐实其国际秩序，小国满心寻求发展契机，各怀心思的国家在联合国改革的宪制问题、机构设置、议程通过、实际运转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会员国在一些改革问题上缺乏政治共识，导致联合国改革进展缓慢，无法满足改革支持者的诉求，使联合国的作用受到影响。但仓促上马、急于求成的改革同样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分裂，使改革欲速则不达。在改革问题上，少数大国对一些改革方案使用否决权，或众多小国‘围攻’大国以推进小国方案。”17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在运作机制上陷入困境的联合国，要想发挥有效供给国际秩序的作用，实在给人蜀道之难的感觉。

像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庞大的国际组织都很难有效供给国际秩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作为较少的国际组织，就更是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了。这就让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帝国的依赖相形强化。在帝国主义理念驱动下的新型帝国，在民族国家时代展现了它不同于旧帝国的新面目：一方面，帝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帝国对弱小国家的支配定势，成为民族国家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对帝国主义以及作为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官僚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贸易变动的分析都显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18帝国主义的卑劣性因此凸显出来，“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从早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帝国主义成为一项国家政策意味着放弃了追求内在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这种品德才能够保证理性战胜兽性，对人和国家都是如此”。19这样的评价代表了那些厌恶帝国主义的论者的一种基本立场。

另一方面，新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得以成功维持的重要条件，恰恰是民族国家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无能，国际组织提供国际秩序的低效，以及新帝国以主权国家政府的综合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有力与有效。仅从经济秩序上讲，以194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划界，英帝国的英镑体系与美帝国的美元体系对全世界金融秩序的主导，乃是全球保障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条件。再就国际政治秩序来看，不是国际联盟或联合国有力维持了国家秩序，而是新帝国给定的某种全球秩序让国际社会显得有序。在世界的实际结构上，“二战”以后苏美两国的仿帝国建制，既是冷战出现的重要原因，也恰恰是这种竞争性的新帝国机制让世界保有了和平。苏联帝国体系与美国帝国体系成为主宰世界的超级霸权。对美苏两个不同的冷战同盟，人们可以较少政体色彩的用语即“国家集团”来命名，也可以政体色彩较浓的“帝国”来命名。更为关键的是，新帝国自身的国家理念具有国家间的扩散性与接受性，不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理念，还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如此。在长程的竞争中，苏联模式败下阵来，这就让美式理念具有了某种更广泛的可接受性。而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尤其是世界主义，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国家载体，很难被诸多国家接受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