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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昨天看了。拍得挺客观，没有过多煽情或评判，如她自己所说的：力图接近真相，呈现萧红的一生。

但还是很失望，因为装。整个观影过程中，你几乎能感觉到许鞍华那张老脸，在镜头外的某处，真理在握似地叨叨：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尝试，要摒弃商业电影的浮华，反映更真实的人性，做到......

可，目标与作品是两回事，正如眼高和手高是两回事一样。

这是一部文青才有福消受的电影。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是挑观众的，如果你不是萧红迷，没有萧红七七八八的八卦打底的话，极容易在紊乱的电影语言中，找不着方向，生出莫名其妙的被耍感。

当然，宅男们若是去影院泡妞，那真真是极好的，在几丈开的屏幕下，专心致志表忠心：唉，贱人就是矫情，你却连放屁，都有一股久违的清新。

和我同去的人，也是个非文青，对萧红不了解，3小时就在一头雾水中度过。不断问我，为什么这里突然这样，这是谁，这是怎么回事......他被许大妈搞得很挫败，几乎要抓狂。于是我成了片方的义工，为电影未尽的事业，作善后工作——用足以迷死奥巴马、放倒奥特曼、融化奥利奥的嗓音，在疙疙瘩瘩的剧情里，为他指路铺桥，猜测那些转折和变奏，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

《黄金时代》在表达上创了新，它将顺叙、倒叙与插叙杂糅于一体，对白、旁白与独白混集于一身。主线是萧红的一生，但时空不时置换，一会插叙个情节，一会又从几十年后开始倒叙，借一个人的嘴巴，来补叙当前。

这就是对纪录片矫揉造作的模仿了。

和纪录片一样，伪纪录片《黄金时代》也用了大量亲友访谈、史料式镜头、信件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摄影手法，构建事件，试图以假乱真。但亲历者和回忆者都是演员，创作方式又是剧情片的，搬演、再现、仿拟甚至虚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往往一段情节正在行进，忽然卡住，然后不知打哪冒出一人，闯入镜头，木着脸，开始评述那年那月那女人，硬生生把你拉出戏。妈蛋，这就是典型的不好好说事，与能力无关，与诚意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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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它徒有纪录片的结构，又没有纪录片的自然、客观、公允，以及对大局的控制——时代、人物、文学，都成了模式化的背景，归根结底，讲的还是萧红的性。

这正是萧红的悲哀，她一生主动选择噩运，将自己放逐于凶多吉少的未知，无非想作自己人生的主，不至于被设置，不至于成为男权社会的消费品。不想到了今天，她的身体、交际和私生活，仍然比她的才华，更能吸引大众，更能代表她的价值。哪怕是对女性极具悲悯情怀的许鞍华，也未能逃脱。

《黄金时代》原是2014年我最期待的电影，因为萧红，因为汤唯，也因为许鞍华。没想到竟是这样。那天影院的人极少，开演半小时，有人开始退场。一个多小时后，影院则干脆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俩，顽强地钉在红皮椅上，对抗着许大妈的罗嗦无逻辑，也对抗着期待我们早点离场好收工的影院工作人员。

我很理解观众的离席。电影不好看，加上显而易见的装叉，和不合时宜的呓语式独白，使之成了一场漫长的自嗨秀。到最后，我忍不住刻薄地想：许鞍华和李樯太自恋了，《黄金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只满足了她们艺术独创的野心，但，为观众讲故事的初心，不知被他们忘到哪旮旯去了。

也许，有人要说，这并不是低级的故事片，人家玩的是传记。但，传记非得这么颠三倒四吗？人家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拍纪录片，同样是请了一拔演员，用12年时光，拍摄一个时代，结结实实地感动了无数人。和《黄金时代》的花里胡哨相比，《少年时代》浑然天成，一如时光之璞玉。

2

早些年的时候，看萧红的《生死场》，吓到了。脓血泪泛滥，疯子瘸子横行，屎屁尿枪炮弹纷飞，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激烈地推到我面前，以至于一连几天，我都无法出戏。

之所以无法出戏，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沉重而龌龊的现实，全是我亲历过的乡村。月英有月英的镜像，金枝有金枝的对应，成业有成业的孪生兄弟，王婆有王婆的参照实体，甚至村口的歪脖子树，也有一颗，长在我出生的土坯房前。

虽然《生死场》后半段狗尾续貂，企图依附于某种社会思潮，但还是很喜欢她，把她写的书，她的传记，都找来翻阅。

萧红当然是有才华的，23岁，已经深谙世界之凶残，写乡村，写得生猛强悍，处处是令人倒抽一口气的蛮荒。写生活，写得冷硬、精准、苛刻，有钢针式的穿透力，轻轻一捅，就能挑破疮痂和脓包。即使写《小城三月》的爱情，也是自毁式的固执，如棉絮里的火籽，暗中烧着，要人命地压抑和炽烈，等到发现时，已经成了灰，只剩下一口叹息，堵在人的嗓子眼里，用尽半生去幽幽吐尽。

再然后，知道了她的生平，母亲早逝、父亲凶暴、逃婚、私奔、怀孕、被弃、满城流言与白眼、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新生儿送人、背井离乡、爱人出轨、被家暴、怀着前任的孩子再婚、战争、婴儿死亡、逃难、病入膏肓、早逝......人世间有千难万苦，每一种，都铺在她的生命前方，等她去一一领略滋味。

31岁，她早夭，濒临死亡的时候，最爱的人不在身旁。

“平生受尽白眼和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在异乡，孤苦地离开人世之外，留下的最后的遗言。其中悲凉，令人瑟缩。其中不甘，令人悱恻。

萧红是如此可怜，可怜到文艺青年很容易将她视为自己受难的姐妹，因她的爱而爱，因她的恨而恨，并哀叹生不逢时，不能帮她遮风挡雨，不能在她饥饿的岁月里，为她送去一个列巴圈。

可是，在萧红生平资料中，我们还是能在她的悲凉里，轻易发现她的不可爱。许广平怨她，说她总是不请自来，一来就坐半天，打扰鲁迅休息，甚至鲁迅的病重，她觉得与萧红都有些关联。

孩子出生后，看护妇抱给她说，她摇着手，说：“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

而萧军，在萧红死后的许多年里，回忆她：“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仔细想来，萧红的悲剧，原因颇多。外界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缘由，乱世，战争，冷漠世情，愚昧传统，稀薄的生存可能，专制的父权与男权，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还是她自身的原因：她软弱的内心、病态的性情，与不自立自尊的人格，导致她的自我祸害和自我堕落。

3

为什么你遇人都不淑？

为什么你一直没有职业？

为什么你追求自由与独立的路上，却一直要一个男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鲁迅、锡金、骆宾基，陪在你身边，作你人生的依靠？

为什么你每次都嫁人时，肚子里都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为什么你悲悯苍生，却一再弃儿，甚至疑似对进婴儿进行杀戮，从未表达过悔恨？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萧红就是一个悖论的集合体。她追求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向往自由，却一直自我设限；她极其多情，又极其自私；她反抗父权，反抗专制，却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说“成千上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却任由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在蚊虫的叮咬中，全身冰冷，哭了整整五天。

萧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最悲哀的一点，就是你把被迫做的事情，当成想做的事情；你把原本厌恶的生活，当成了想要的生活。这使得她虽然一辈子都在呼吁自我解放，却在同一个地方跌倒。重复着被弃和寻找，寻找和重新被弃。

女性的解放，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其前提就是自我独立。

天涯与豆瓣上，总有一些女文青发长帖，说辞职去旅行，花了几百块，从海边逛到城堡，从雪山飞到沙漠，一路艳遇，一路留下故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像这种旅行，如果不张开钱包，必然要张开大腿；如果不刷卡，必然要刷逼。

萧红也是。她与萧军见面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了床。那时萧军有家室，而她正怀孕七月。女人一旦经济与人格不独立，就容易慌不择食，任何一个男人靠近她，她都会像一只八爪章鱼，将他牢牢抓住。甚至，为了身无挂碍地依赖，她把亲生女儿遗弃。

这样的解放，只是一个雄纠纠的口号，归根结底，还是奴隶，还是男权的玩物，还是没有自尊自爱自立，还是靠着性别去赚生存，和女性解放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因为不独立，再后来与端木一起生活，萧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和尊重。

记得勒以有一回去看她，她正在写鲁迅回忆录。端木在睡觉，听见说话，一面揉着眼睛，咕嘟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三从四德固然让人讨厌，被设置的婚姻也令人反感，平庸乏味的生活都想逃离。但是，在你被自由、独立与解放之类的大词鼓吹得头晕脑胀的时候，请冷静想一个问题：倘若你离开了，你真的能养活自己吗？

如果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和自我健全的责任担当。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娜拉。出走之后，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萧红没有回来，于是，她便堕落。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攀附到另一种攀附，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

又或者说，她其实回来了，从男权的世界出发，又回到男权的世界，靠做或长或短的性奴，维持自己短暂的生命。

4

近年愈发感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复制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被宠溺着长大的人，必以爱的方式，对待孩子；被冷漠对待的人，必以粗暴的方式，和孩子进行相处。

这样就不难理解萧红对孩子的无情了。

她半生都在被遗弃、被背叛、被欺侮中度过，于是，她不自觉间，将自己所受的倾轧，所受的冷漠，所受的苛刻，施予那个更弱小的人：她的新生儿——别人对她始乱终弃，她对孩子同样始乱终弃。

孩子出生五天，整天整夜地哭，护士说：“小孩子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整天整夜地哭，喂他牛奶他不吃，他妈妈的奶胀得都挤来扔了。唉，不知道为什么......”

孩子被抱走之前，对方怕她不舍得，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

不想萧红说：“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

而萧军，在听说孩子被抱走了，安定地说：“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并感叹萧红“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

两个无情的人，还以自己的无情为傲；

两个不负责任的人，还以自己的不负责任为荣；

除了打个冷颤，你还能说什么。第二个孩子，是1938年底在白朗家生下的，脸色红润，很健康。但是几天后再去看，孩子不见了，萧红说孩子死了。梅志曾对这个孩子的事情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令人浮想连翩。

如果说第一次弃儿，是为着饥寒交迫，而进行不得已的选择。那么第二次，就无法被原谅了。

而在整本《萧红散文集》中，她谈自己，谈萧军，谈鲁迅，谈世间万态......仅有一次，她谈到了自己的孩子，即《弃儿》，但也没有丝毫悔意。

5

萧红是悲剧的革命女性的范例，爱自由、有理想、有才华、向往爱情、处世笨拙又天真。这些质素，使萧红永葆明亮与澄澈，如同她的光，她的水。她禀持着这些，在时局、感情和社会偏见的困境中，跌跌撞撞，固执地寻求温饱，寻求爱，寻求一个安稳的书房，但直到晚年，她都没有得到妥帖的收容。

1936年11月，日本，有一天夜里，月光从窗子流进来，萧红给萧军写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那时，萧军正出轨，鲁迅先生辞世，萧红孤身在异国，语言不通，内心常孤苦无依。就私人生活而言，那实在不是她最好的年代。事实上，除了童年，她一生也没有一段极其圆满的时光，可以安慰她的残缺，温暖她的荒凉。

那，她所说的黄金时代是什么？

无非是忽然发现，自己正被世界理解，正处于自由的中央，如同彼时，被月光所照耀。她的乖张与任性，天真与软弱，叛逆与矛盾，孤苦与牺牲，从不乏自由之心来体恤。也正是在那个多元的文艺时代里，她脱颖而出，从呼兰河边不为人知的张乃莹，成为悄吟，成为响誉中外的萧红。

许鞍华也说，“黄金时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那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42年1月，萧红离开人世，同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如果就这一点而言，萧红在1936年说出的“这真是黄金时代”，无异于一种预言和洞见。

写到此处，忽然想到在哈尔滨，她和萧军初相识，因才华一见如故，可是，才华填不饱肚子。被饥饿与虚弱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萧红，进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这桌子能吃吗？这被褥能吃吗？”

萧红饥饿了一生，身体如此，情感亦然。19岁那年，她和表哥私奔，离开家乡，从此，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期，都投身于风暴，在生与死的边缘，带着内外的病，向专制、奴役、愚昧和黑暗的风车宣战。如果我们还要求她在作品之外，也成为一个道德榜样，也是苛刻了。